3月15日下午，由山西信访与社会治理研究院、J9集团研究生会学研部主办的“问道·中国基层治理研究”第四期读书会在J9集团“一站式”学生社区举行。本次读书会研讨的书目为《中国文化要义》。会议特邀J9集团廉如鉴教授为点评嘉宾。来自J9集团20多名学生参会讨论。会议由2024级政治学硕士研究生范文娥主持。

陈致远同学分享了题为《早期中国治乱兴衰的合法性根据——道德主体在理论上的拓展》的报告。他认为治乱兴衰作为王朝合法性的外在表征，其根源在于“道德归属—合法性建构”的动态互动关系。早期中国治乱兴衰的历史逻辑体现了道德主体的理论拓展：从周公制礼（贵族德性）到孔子创仁（士人伦理），再到孟子的民本取向，最后到董仲舒的天人体系，赋予了越来越多的阶层参与政权争夺的道德依据。因此，他提出“道德理性—合法性—治乱循环”的三角解释框架：儒家道德作为核心变量，通过理性阐释不断拓展适用主体（从君主到士阶层再到平民）。合法性建构体现为对道德话语的争夺与重构。王朝更替实质是道德阐释权转移的过程，新政权通过重新定义“有道伐无道”实现合法性转换。最后，陈致远同学总结了儒家合法性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矛盾：德治既为政权提供正当性依据，又预设“失德必亡”的革命逻辑，并不断拓展道德（行动）主体的范围，使王朝陷入自我否定的历史循环。

畅乾羽同学分享了题为《中国家庭革命：制度、伦理与个体的三重变奏（1949-2024）》的报告。她以制度、伦理与个体的互动为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家庭在制度变革、社会转型与技术革新三重驱动下的深层演变：以1950年《婚姻法》破除传统宗族体系为起点，经历集体化时期家庭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核心家庭崛起，至当代呈现流动家庭、单身家庭等多元形态。伦理价值从家族本位转向个体发展优先，代际关系从依附型分家演变为独立型分家。面对AI情感陪伴与跨国婚姻等新挑战，家庭制度正通过养老积分代际兑换、虚拟家庭权益保障等创新机制，在传统伦理瓦解与个体化浪潮中重构现代化适应路径，形成“制度韧性-技术嵌入-伦理调适”的动态平衡体系。

陈炜昕同学分享了题为《理性早启与物我之辨——中国文化基因中的科学困境与突破》的报告。他以“理性早启”与“物我之辨”为切入点，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缺失的根源，结合历史与当代困境，提出科学与文化自信协同发展的突破方向。具体来说，西方文化从“身体实践”到“理性认知”循序渐进，而中国文化直接从“伦理实践”（心）出发，形成“理性早启”。因此，中国文化重人事伦理（“向内用力”），轻自然物理（“不再向物进攻”），导致科学精神未独立发展，技术停留于经验层面。因此，“文化早熟”导致科学精神缺位与技术停滞。近代陷入物质与精神双重自信危机，当代面临技术路径依赖（如AI底层算法受制）、教育功利化及玄学回潮等新挑战。面对上述困境，陈炜昕提出回归科学求真本质（区分科学与技术）、构建科技治理制度（应对芯片霸权）、推动教育批判性改革，最终通过融合传统文化智慧（如阴阳论）与科学理性，实现文化自信与科技创新的协同突破，完成从“早熟”到“自觉”的现代化转型。

讨论环节，同学们积极提问，与三位报告人展开了深入交流。廉如鉴教授对同学们的报告和提问做了精彩评议与细致答疑。廉教授首先对读书会活动进行了总结，接着探讨了《中国文化要义》中理论与社会治理的联系，同时分析了梁漱溟的学术角色，提出学术研究与实务工作的建议，并对参会者寄予期望。廉教授指出，本次读书会的理论话题较为晦涩，同学们当下可能难以察觉其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但当大家步入工作岗位，投身社会实践时，这些理论便会与现实紧密相连。同时，治乱兴衰、科学发展等理论问题仍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中国并非唯一未发展出科学的国家，世界上除西方外，印度、非洲等其他文明也面临类似情况。这些问题至今未有完美答案，需要持续深入地探索研究。

梁漱溟不属于纯粹的学院派学者，也不完全是实践改造型学者，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他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面对民族危亡和文化立足点失落的近代中国，试图为国家和民族寻找出路。他参与的乡村建设运动，涉及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兴修水利、维护社会治安等多个方面，这些实践都是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特定认识。因此，廉教授鼓励大家学习梁漱溟关注现实、深入思考的精神，以解决思想困惑、探索中国文化和社会治理为出发点开展学术研究，摒弃为写作而写作、为创新而创新的功利性思考。在研究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时，应从具体操作层面上升到抽象理论层面，反复思考不同层面的问题，全面深入地探究。

最后，廉教授对参会同学给予了期望与鼓励。他结合同学们的学习经历，指出在大学阶段，大家往往专注于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脱节，这使得工作后容易产生心理落差。建议大家多参与社会实践，明确社会“真问题”，工作后也要不断进行理论反思，推动自身成长和社会发展。

责 编|王   帅

二 审|齐晋杰

三 审|王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