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由山西大学信访与社会治理研究院、J9集团研究生学生会学研部主办的“问道·中国基层治理研究”第十五期在山西大学曦园一号宿舍J9集团“一站式”学生社区291活动室举行。本次读书会的书目为张静教授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特邀J9集团王慧斌副教授作为指导老师，有十余名研究生及本科生参与。读书会由2025级政治学硕士生郭新禄主持。

国家政权建设视角下基层权威的变迁—《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导读

郑世璋同学分享了题为“国家政权建设视角下基层权威的变迁—《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导读”的报告，为同学阅读这本书提供基本方法。首先，他指出张静教授的这本书是基层治理领域的经典著作，出版距今已有二十年的历史。因此，（不仅）应当了解该书的历史背景、问题意识、分析框架等基本内容，而且也需要在理解学术动态与当今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审视。

随后，他介绍了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学术脉络和其在中国学界的发展和理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西方学者在分析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和西方社会转型时的理论，以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学者为代表。而在中国学界，则更侧重于强调国家能力的提升和对基层的动员能力。在该书中，张静教授认为，现代国家建构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角色的现代转换，即国家取代其他政治单位或共同体，成为其区域内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权威，并将居民构建为公民。

其次，他回顾了我国古代至二十世纪初基层权威及其来源的变迁，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其核心特征是“双轨政治”，即王朝统治下，文化和意识形态高度统一，但实际治理权却是高度分散的。以县级为界，县及县以上为官制系统，县以下则为宗族与乡绅共同掌握的地方社会；第二阶段为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其核心特征是“政权下移”，在清末、民初时期，政权从县一级下沉至乡一级，地方权威的授权来源转移至官府系统，其结果是地方权威和地方社会利益一致性逐渐弱化，地方体整合结构逐渐解体;第三阶段为建国后的国家建设，在国家的主导推动下，高度组织化的人民公社取代原有的地方权威成为新的基层政权，使得基层政权与地方利益的一致性更为减弱;第四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层政权（至2000年），基层政权主要由三个角色组成，分别为党支部、村委会和农村经济合作社。其中，基层政权的经济角色和政治角色存在内在紧张，是基层政权与社会利益冲突的来源。

张静教授指出，在实践中多种社会建制仍在强化着基层政权与地方社会的分离，并继续将更多的权力分配至基层政权，从而使得其具有控制基层的中心地位。同时，基层政权已营造了相当的自主空间，导致了国家管治对它们的严重依赖。

最后，他提出两个在读完该书后可以思考的问题，一是张静教授在二十多年前的研究与判断，对于今天还有多大的效力？二是现代的公共规则如何建构？

从“地方体”中剥离：基层政权的制度困境与乡村秩序危机

樊佳伟同学分享了题为“从‘地方体’中剥离：基层政权的制度困境与乡村秩序危机”的报告。他主要选取了书中的部分章节，并对各章节的内容、核心观点、逻辑关系进行了讲解。

首先，他指出该书的核心问题在于，为何在当时的乡村治理场域下，时常有冲突、矛盾发生。不同于许多人的表面归因，张静教授则提供了更深刻的答案。张静教授认为，其根源在于“制度性规则的缺陷”，而非单一的个体行为失范。

其次，他分别阐释和介绍了该书第一、二、三、九、十章的内容。在第一章中，张静教授追溯了基层政权如何从“地方体”中剥离，为后续分析提供宏观背景与起源依据；在第二章中，张静教授分析剥离后的基层政权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矛盾角色，揭示利益冲突的直接来源；在第三章中，探讨乡村内部实际运行的规则体系，及其与国家法律之间存在的平行互动关系；在第九章中，张静教授聚焦于村民在“成员权”与“公民权”两种身份认同下的内在冲突，将分析深入到微观个体层面；在第十章中，张静教授汇总前述所有维度的分析，明确指出底层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是引发一切矛盾冲突的最终根源。五章内容层层递进，从宏观历史到微观个体，最终落脚于制度反思，构建了完整严谨的分析框架。

最后，他同样向同学们提交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近年来“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等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回应了张静教授指出的基层治理制度缺陷？

基层治理的张力与智慧—从《基层政权》看村干部双重角色困境

郝嘉鑫同学分享了题为“基层治理的张力与智慧——从《基层政权》看村干部双重角色困境”的报告。郝嘉鑫同学从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执行者，深陷“两头受气”的困境，其制度与社会的根源何在？

首先，她指出张静教授的《基层政权》为上述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村干部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是国家的代理人，需要执行国家任务、完成上级指令，另一方面，村干部又是乡村当家人，作为乡村社区的利益代表，需要维护乡情伦理、保障村民利益。这使得村干部的合法性来源是分裂的，需要同时向上级和村民负责，构成了困境的根本原因。

其次，她深挖了村干部双重身份困境的制度原因。她指出，村干部的困境的制度原因在于其夹在“压力型体制”的刚性传导与“乡土社会”的软性约束之间。压力型体制导致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通过指标分解、量化考核、严厉问责的方式塑造了村干部的行为，使其倾向于满足上级要求，而可能忽视村民的利益。乡土社会则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关系压力塑造了村干部的行为，使其行为逻辑必须嵌入乡村人情网络，否则难以在村庄立足，形成强大的“软约束”。

她指出，面临双重挤压的村干部，也发展出一套复杂的行为策略以应对上述压力。她提到村干部的“变通”与“共谋”，通过行为的选择充当了国家与村民之间的缓冲；还有村干部“和稀泥”的治理术，采用将乡土伦理与国家法律、情与理兼顾的方法维护了村庄内部的和谐；村干部也可以在不同的场合适时调整自己的角色。

最后，她认为针对村干部面临的困境，在制度上还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通过优化考核体系、推动政策适配、提升干部能力等方法，构建“对上负责、对下服务”的良性制度。

王慧斌老师引导各位同学就汇报的书目和内容展开细致的讨论，并对同学们的报告和提问进行了精彩评析。

王慧斌老师首先对三位同学的汇报进行了点评。他指出，三位同学的汇报形式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第一位同学是对书本的思想和历史背景、基本观点、核心问题意识进行梳理，第二位同学是对书籍的具体章节的内容，逻辑关联等进行梳理，第三位同学则从一个具体问题出发，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进入书籍。他认为，前两种读书方法是基本的，第三种读书方法因为带着自己的问题进入，会把书读的更透，因此更应该用第三种方法进行阅读。

随后，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实村干部的身份并不仅仅是双重的。除了汇报中提到的，事实上村干部还要负责集体经济的经营，这是他第二重角色的补充；在资本下乡的情况中，村干部可能还会在相关企业中任职，这又是他的第三重角色；而村干部还需要考虑他自己利益的实现，这是村干部理性经纪人的角色。事实上在基层复杂的治理图景中，村干部具有的身份远比汇报所涉及的两重角色是更为复杂的。

最后，王慧斌老师指出，张静教授的这本书是基层治理领域的经典之作，其阅读难度较高，需要对书中很多基本问题有清晰的了解。他从“国体”和“政体”的基本问题出发，逐步引申到该书的核心内容。他指出，在政治学或是法律规定中，基层政府更多指涉的是乡镇一级的政府，但在张静教授的书中却将“基层政权”拓展到村一级，这是因为我们党的组织延申到了村一级。而我们国家的性质关键就在于党的领导，党组织延申到的地方就是政权所在的地方。

责 编|王   帅

二 审|齐晋杰

三 审|王   毅